2018/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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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40年巨变：从环保人觉醒到执政硬任务
摘要：梳理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记者注意到，其中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淡化了GDP考核，环保变为各级党委、政府执政的“硬任务”，而不仅仅是一项工作要求。
2010年7月的一天，在四川岷山主峰雪宝顶脚下，记者亲历了一场对话。
这是一次世界最高海拔的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对话——从海拔5588米的雪山之巅，到海拔4200米的雪宝顶大本营，5名登山者与国内外13所高校的23名大学生，通过对讲机共同探讨环保之策。
此时的雪宝顶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洁白纯净。与记者多次见到的珠穆朗玛峰不同，雪宝顶上的冰川面积并不大，冰川下部已成块成块地断裂，山腰和山脚多是碎石坡。站在大本营，肉眼就可以看到雪山之巅裸露的黑褐色岩石。
在最近十年中，类似的雪宝顶对话无时无刻不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进行着。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人们环保意识觉醒的最显著标志，进而推动的是整个中国生态环境的巨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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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6日，生态环境部揭牌成立。
环保人觉醒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虽然环境污染并不重，但生态已遭受到严重破坏。
历经“大跃进”、十年动乱等震荡，大量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不重视污染控制，城市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影响到国人的身心健康。
“那个时候，衬衫穿不了一天就黑了。好像没有哪一座城市不是黑乎乎的。工厂的烟囱肆意地吐着五颜六色浓烟，喷着黑烟的汽车在大街上行驶，从工厂排出的黑臭污水直接流进河里。人们对此司空见惯。”一位环保人士对记者说。
而在当时，许多人仍然盲目地认为，环境污染是西方世界的不治之症，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产生环境污染。
1972年，中国派团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的几年，第一批“环保人”开始觉醒，意识到了中国环境污染的严峻性。
曲格平就是其中之一。他先后担任了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任代表、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和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国家面临着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不仅是一个大气污染，还有水污染、土壤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等，存在的问题很多、很大。”曲格平说。
国家统计局今年9月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也承认，“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环境保护理念从无到有，环境保护工作开始逐步开展。”
1973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工作方针和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成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第一个里程碑。
1978年，新中国第一次在宪法中对环境保护作出“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为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上大学时，中国只有《宪法》《刑法》《婚姻法》等不到十部法律，但却有《环境保护法(试行)》。我好奇于法律为什么要‘试行’，并且希望有一天，能够把这两个字去掉。”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吕忠梅说。
这之后的几十年间，吕忠梅见证了中国环境法治发展的不平凡历程：环境立法从一部“试行”法到今天的37部法律，环境管理机构从1982年的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局到现在的生态环境部，环保法庭从2007年的一个到如今的1200多个……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曹明德将新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由于工业欠发达，环境污染问题尚不显著;第二阶段为1979年至2012年，这一时期由于长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迅猛，环境污染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90年代之后呈日益严峻态势;第三阶段为2013年至今，环境保护事业进入新时代。
建设“美丽中国”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环保事业，并非一帆风顺。
在2011年的一次会议上，原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就曾明确表示：“严峻的挑战源自巨大的现实压力。”
他分析说，压力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治污减排的压力继续加大;环境质量改善的压力继续加大;防范环境风险的压力继续加大;西方对中国的环境压力继续加大。
“压力继续加大的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方式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尚未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在于发展和环境的深层次矛盾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在于国际环境与发展形势日益复杂和尖锐。”潘岳说，我国以工业为主轴的经济总量增长势头将持续强劲，产能释放将依旧明显，污染物产生量更会增加，减排在消化增量的同时还要削减存量，空间变小，难度却大大增加。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副会长兼首席环境政策专家骆建华介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环境带来了难得的喘息机会。经济脚步放慢，各种污染物排放量下降，加之国债中的环保资金投放，环境状况趋于好转。
但好景不长，中国经济经过五年的沉寂后，于2002年下半年开始止跌回升，爆发了近十年的又一轮高增长。
这一轮高增长明显不同于前两轮，是由消费升级拉动产业升级，以房地产和汽车产业为主导，拉动了钢铁、水泥、电力等重化工产业大发展。
而这些产业，基本上都是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三高”产业，其对环境的影响和损害更甚。终于，中国环境不堪重负，陷入了大半个国土于雾霾之中的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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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1日，第一财经记者在四川省某地拍摄的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在超标排放烟尘的情况。
曹明德说，进入这一阶段，一方面，环境污染的严峻态势引起了全国人民甚至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中央对环境保护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均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法律也作了或正在作相应的修改或制定。
“十二五”时期，党中央、国务院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将改善环境质量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建设“美丽中国”成为全国人民奋斗的新目标。
“十三五”至今，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等重点任务逐一推进，蓝天保卫战、污染防治攻坚战，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完善生态环境监管制度、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等等，成了环保主线，生态恶化的趋势也开始得到遏制。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时期开始，国家拓宽了环境保护投资渠道，全社会环境保护投资得到较快增长。
国家统计局今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为9220亿元，比2001年增长6.9倍。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中，治理废水投资108亿元，比2001年增长0.5倍;治理废气投资562亿元，增长7.5倍;治理固体废物投资47亿元，增长1.5倍;治理噪声投资0.6亿元，与2001年基本持平;治理其他投资102亿元，增长5.2倍。
执政的硬任务
梳理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其中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淡化了GDP考核，环保变为各级党委、政府执政的“硬任务”，而不仅仅是一项工作要求。
“一系列重大的政策要求和制度建设，使得今后所有的经济决策都得全面核算资源环境成本，今后，领导干部在算政绩账的时候，必须要算环境账。”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表示，“中国的事情，领导一重视就好办。”
环保问题由生态环境部一家管变成了多管齐下，并形成了遏止污染、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
2015年7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方案》《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重要文件。
这些文件，明确建立环保督察工作机制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完善领导干部目标责任考核制度、追究领导责任和监管责任。强化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的要求，对问题突出的地方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责任。
“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提出，是针对现实环境问题严峻的局面而提出的重要政策，属于顶层设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常纪文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2017年5月26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就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要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认真贯彻依法依规、客观公正、科学认定、权责一致、终身追究的原则，明确各级领导干部责任追究情形。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必须严肃追责。
2017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出通报。甘肃约百名党政领导干部被问责。包括3名副省级干部、20多名厅局级干部。问责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在全国形成强烈震撼。
自2015年底启动河北环境保护督察试点以来，中央环保督察组用两年时间分四批完成对31个省(区、市)的督察全覆盖，共受理群众举报13.5万件，问责共计超过1.8万人，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和百姓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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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1日，生态环境部约谈广东省广州、江门、东莞，江苏省连云港、盐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和浙江省温岭等7市政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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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9日上午，原环境保护部2017年第一季度空气质量专项督查
第13督查组在山东省济南市华能黄台电厂检查。
本月刚刚结束的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查处了一批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假装整改和“一刀切”等整改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共约谈1804人，问责2177人。
中国社科院全球环境竞争力评价课题组2014年初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在2012年全球环境竞争力排名中，高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环境竞争力甚至不及非洲、东南亚的一些小国，在全球133个国家中屈居第87位。
这份排名显示，中国的资源环境竞争力、生态环境竞争力、环境承载竞争力分别只排到了第89位、第124位和第87位。
在一次中国社科院召开的绿色经济转型发展战略研讨会上，韩俊讲了一段非常形象的话：原来，很多地方的发展思路是首先要金山银山，然后才是绿水青山。但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大家开始明白了一个道理，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又进一步明白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甚至更进一步明白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有了金山银山，没有绿水青山，那这个金山银山有什么用?
“传统的竞争力可能是经济上的、国防上的。”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说，但现阶段，环境竞争力的高低，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正在变得更美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与2013年相比，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10平均浓度下降22.7%，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PM2.5平均浓度分别下降39.6%、34.3%、27.7%。
“十八大”以来，我国累计治理沙化土地1.5亿亩，完成造林5.08亿亩，森林覆盖率达到21.66%，成为同期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相比2012年，2017年全国地表水好于三类水质所占比例提高了6.3个百分点，劣五类水体比例下降4.1个百分点。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中国正在变得更美。
四川省攀枝花市是资源型重化工业城市，受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开发背景、自然环境等因素影响，曾一度空气污染严重，环境问题突出。2004年，攀枝花被戴上了全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黑帽子”。
近年来，攀枝花市累计实施森林生态、林业产业、生态文化、支撑保障等各类工程项目563个，新建林地(绿地)36.7万亩。
按照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总体规划，攀枝花市以金沙江干热河谷区生态治理为重点，对裸露工矿迹地、破损山体等“硬骨头”进行生态植被恢复，综合整治工矿废弃地及山、水、林、田、湖，共完成广厦采石场、龙蟒尾矿库、青杠坪尾矿库、二滩粘土矿等50个矿山迹地的生态治理，面积达到1.65万亩。
随着绿化面积的增多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如今，攀枝花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在95%以上，PM2.5值常年低于32微克/立方米。如今的攀枝花，不仅卖地下的资源，也卖天上的阳光。
2000年，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正式实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介绍，截至2017年底，国家共为天保工程投入专项资金3313.55亿元。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从1997年0.67万元增长到2017年6.07万元，增长9.05倍。
20年来，天保工程使19.44亿亩天然乔木林得以休养生息，工程区天然林面积增加近1.5亿亩，森林蓄积增加12亿立方米，增加总量分别占全国的88%和61%。天保工程有效保护了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85%的野生动物种群和65%的高等植物种群。
“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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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7日，竖立在山东省原山林场内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标志牌。
如今，不论是在各部委高层，还是省、市、县、乡，这些新环保理念已经变成了切实的行动。
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企业家认识到，“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需要正确处理好环境保护在经济发展中的定位，增强“绿色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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